对话郑雅君：金榜题名之后，找寻真实自我是一生的命题

2023年高考正在进行中。虽然这仍然是万千学子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但他们很快会知道，这只是第一关。近几年，“学历贬值”已成为老生常谈。“清北博士扎堆街道办”“985本硕银行网申只敢报柜员”，大量新媒体文章反映这一现象。

几年前在豆瓣，两部反映高考压力和高三生活的纪录片下，还能看到这样的高赞留言：“当人们抱怨这个游戏规则太过粗暴的时候，我为有一个游戏规则而喝彩。”“也许贫富、地域差距惊人，也许高三灭绝人性，然而比之外国把教育当成阶级固化的工具，高考/科举作为阶级流动的通道，我竟觉得是一种优良传统。” 如今这种乐观已经备受怀疑。

高等学历的含金量越来越低，“金榜题名”的门槛越来越高。而那些考入精英大学的幸运儿，很快也会意识到这里并不是象牙塔和桃花源。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回顾美国教育发展史，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

(相关资料图)

在这本书中文版的译后记中，译者刘冉写道：“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在中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巨大变化。许多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活的文字里，我们会窥见一个充满理想主义、高度宽松自由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大学生尽管每天日程表也都塞得满满当当，但很少为毕业后的生计发愁，也不太考虑很现实的问题，反倒会花去大把时间思考形而上的问题。

经过一轮又一轮扩招，如今的大学——尤其是大众认知里的精英大学——似乎充满了“内卷”和“绩点为王”的紧张氛围。学生们从走进校门的第一刻起就严阵以待，开始规划未来四年的路线图，为就业、保研、出国等毕业后的出路做好准备。“如何上大学”逐渐成为一门需要系统学习、严格践行的“技艺”。

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因为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环境而迷茫，不熟悉这些技艺而掉队。相比之下，优势家庭的学生则一跨进大学门槛就“赢在起跑线”。是不是家庭、出身的起点已经决定了太多，普通人还有多少努力的可能？

这也是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郑雅君的发现。在她的学术专著《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她将新生们面前的这座大学称为一座“迷宫”，而不同的学生的性格观念、行事习惯、技能宛如他们用于破解这座迷宫的“文化工具箱”。

但有的人的工具比较“称手”，有的人则用起来费力。郑雅君认为，家庭出身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相对来说，精英大学中的优势家庭学生与弱势家庭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她将这两种模式归纳为“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在于这类大学生非常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规则，并且主动、有意识地为自己规划清晰的生涯目标，并管理好自己实现目标的路径。这类学生早早地明确了毕业后自己希望从事的方向，并非常懂得根据自己的方向合理地分配在学业、实习、学生工作上的精力，最终，往往能在毕业时高效地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这种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洞悉，用社会学者布尔迪厄的话来说，是一种隐秘的文化资本，与学生所成长的家庭所具有的阶级优势紧密相连。

相对地，没有这些文化资本的弱势家庭的学生，则在陌生的大学场域里难以找到定位，陷入迷茫，只能依靠过往“做一个好学生”的直觉来勉强适应大学生活。他们常常显得难以融入大学的各类社群，承受着迷茫带来的焦虑感，也因缺乏清晰的目标规划而难以在毕业时获得一个满意的出路。

揭示弱势家庭学生在精英大学中遇到的这种文化障碍，并给有相似境遇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参照，是郑雅君这项研究的核心关怀。寒门学子进入名校后，脱离了熟悉的文化环境和规则体系，容易产生“文化脱嵌”，也容易因为场域转换而产生自我冲突，陷入“文化迷失”。

在她看来，尽管“直觉依赖”和“目标掌控”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但名校场域的规则还是更偏爱“目标掌控”型学生。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要想突破“文化迷失”的境况，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全面认识自己的需求、不断跨出舒适区尝试不同事物、广泛接触和了解大学的“游戏规则”、重新构建自我叙事等等。这些也正是郑雅君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郑雅君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

《金榜题名之后》今年年初刚一出版，就收获了大量关注。这种关注远远超出了社会学、教育学学术圈的范畴，这让郑雅君颇为意外。因为这项研究涉及教育公平和就业焦虑，刚好契合当下最热的话题，郑雅君本人一下子也成了媒体焦点。她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中的迷茫和焦虑，都让很多学子感到共鸣。

她每天收到潮水一般的读者留言，向她倾诉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90”后学者，郑雅君也坦言这本书只是脱胎于自己的硕士论文，以学术的标准来看，在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完备之处，但学术圈外的反馈给了她以极大的信心，也让她充分肯认了书中指出的问题确实有社会共性，“成为了继续研究的信心来源”。

采写｜刘亚光

郑雅君，1990年生，甘肃张掖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分别获法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问题，著有《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伴随着大量的媒体报道，《金榜题名之后》中的“直觉依赖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优势家庭”“弱势家庭”等概念被不断地重述和阐释，郑雅君并不希望读者们绝对化地理解这些概念。比如，所谓的“优势家庭学生”也分类别，不同的人也有着自己面对的不同问题。又如，优势家庭的学生可能也不一定一开始就有着清晰的生涯规划、是一个自觉的“目标掌控者”，但他们过往的成长经历、家庭教育为他们塑造的习惯和技能，让他们即便顺从直觉去行动，也能暗合大学场域的主流游戏规则，从而保持优秀。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并非一个全新的课题。但过往的研究，或是从一种人力资本的视角，更多将大学生的价值、目标选择简化为单一的理性经济人考量，或是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对大学生施加的强力作用，而忽视了大学生们自身在价值选择、意义感知和行动上的能动性。这是《金榜题名之后》在学术上的创新点所在，也是郑雅君本人最为关切的一点。

相对于理论分析，访谈中那些大学生的自我坦露和诚恳独白最为打动她，在她看来，我们不应该批评懂得学习和配合规则的“目标掌控者”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应指责深陷于迷茫中随波逐流的“直觉依赖者”。对于所有的大学生来说，在大学期间找寻到属于自我的那张“地图”，都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也都不容易。

她认为，对个体的境遇与选择，深入理解永远比先在的道德判断重要，这个时代的大学生也不应因个体的选择承担过多的道德指责，相比于此，社会以何种标准认定一个“成功者”？大学能否给予一个“暂时不那么成功的人”以足够的宽容，这些“常识”更值得我们反思。

“上大学的技艺“，

可能是无意识中学会的

新京报：从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如何上大学、毕业出路影响更显著了吗？

郑雅君：我觉得基本上是的。一些基于大样本的量化研究已经基本上证实了，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家庭背景对毕业出路的影响是更显著了。对于如何上大学好像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从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分析来看，我觉得的确很可能如此。

因为十几二十年前大学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饱和度和培养方案上的自由度，和今天都是很不同的。那时大学扩招才开始不久，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方案还在探索之中，人们可能一时还不容易从计划经济的思路里出来，而且那时候客观上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才需求。

但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的新常态，是巨量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加自由和宽松的培养方案和就业政策。这个形势实际上让个体对“如何度过这四年”的把握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如何上大学也变成了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现在甚至能在市场上看到指导你如何上大学的咨询公司，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正在和资本越来越密切地衔接起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纪录片《高考》（2015）画面。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中，大学生为自己的出路制定目标需要调用文化资本，你称其为一套“工具箱”。简而言之，大学生们会主动地选取和调用既有的文化资源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事物。但这其中的资源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有不同的风格、技能、习惯。对这种文化资源的调用一定是主动的吗？即便是所谓“优势家庭”的学生，是否也可能是无意识地服从某种大学里的主流文化为自己设定目标，而不是非常有自主意识地为自己规划人生呢？

郑雅君：的确如此，文化工具箱这个概念看起来就好像带有“有意识使用”的意思，但是从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来说，这个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我觉得大学生通过不同的文化观念来规划自己的前程肯定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都有。尤其是，当一个人进入某个他比较熟悉的场域时，他的行动很容易倾向于依赖一种无意识的快速反应，这也是现在认知科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看法。

然而在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环境时，人会不得不进入一种强反思性的状态里，也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意识。这其实就是寒门子弟来到精英大学里的情况，这个环境对他们太陌生和不熟悉。他们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遭遇挑战和冲击，他们的意识层面的东西就会被调动起来，花费很多心力去应对这个情境。

所以我想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同群体的学生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优势家庭的孩子看起来在大学里不怎么费力就能适应？因为他过往遵循的文化范式其实和现在精英大学里的那一套是大体一致的。他用来适应大学生活的文化工具箱，其实家庭、中学教育都为他准备好了。所以，他可以自觉地调用它们，也可以顺从无意识，不需要对自己的这些选择有太多反思，就可以轻松在精英大学里“上道”。

纪录片《高三》（2005）画面。

新京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区分的两种上大学的实践模式：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它们的界限也并非是绝对的？其实优势家庭的学生，反而很多时候是依赖直觉的？

郑雅君：这可能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直觉依赖模式”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恰当，但没有完美的命名，当初完成研究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词是相对恰当的。

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的二分，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泾渭分明的两类大学生，一类就是不用直觉，完全理性地掌控学习目标；一类是只依赖直觉，没有反思。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优势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大学里真正的优势就在于，“掌控目标”很可能本身就是他们的直觉，是一种他完全可以不质疑、不反思，也能够成功的惯性思维。或者我们可以说，表面上他是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掌控生活就是他觉得世界该有的面貌。

所以真正的区别还是在于他们应对世界的方式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很多优势家庭的学生或许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但他知道自己握有选择权，他凭直觉也觉得应该要为自己在众多选项中做选择，他知道他坐在他人生的驾驶座上。

而被动的姿态就是，他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他把掌控目的地的主动权交给了学校和运气。仿佛是有别人在帮他开车，而他实际上没有像一个独立的司机那样决定我要去哪儿。他的车实际上是无人驾驶，所以就更可能跟着别人随波逐流，或者是无所适从。

比起批评“精致利己主义”，

扭转社会的常识更重要

新京报：所谓的优势家庭学生，有什么具体的细分吗？比如父母是初代“小镇做题家”，尽管生长在一线城市，被划入优势家庭，但焦虑感还是很强，害怕跌落。对孩子的控制也强。这些家庭出身的孩子，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松弛？

郑雅君：这里确实涉及“优势程度”的问题，也是目前我的研究没有考虑得那么细的地方。非常富有的家庭和城市一般优势家庭肯定会有不同。但尽管很多一般优势家庭的孩子也焦虑，他们至少也知道自己“要去做一个选择”的。尽管这个选择可能也是看上去比较稳妥的，但他们的姿态还是主动的。

客观来说，他们也会更容易占据那些社会比较追捧的位置。这类学生很多不愿意“卷”，但却依然会参与这个游戏，并且很热衷于此。他们可能一边参与其中一边“鄙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主动性。

纪录片《高考》（2015）画面。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中，遵循“目标掌控模式”的优势家庭学生，批判性思维也比较强，倾向于审视和批评制度性权威，有比较强的自我反思能力。你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在课堂上质疑老师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资本。这个似乎和有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有些矛盾，这里我们不做价值判断，但大家经常会有一种印象：优势家庭出身的孩子更懂得如何利用清晰的规划“精致地利己”，这似乎显示着一种对权威的服从而非批判？

郑雅君：这里也需要做一些区分。批判性思维和配合游戏规则是两件事，但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在一些场合里批判性思维会带来优势和赞许，比如在课堂上显露对既有知识的质疑，这样做本身就是配合游戏规则。所以，他们更多地拥有批判性思维，却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

国外也有研究发现这一点，虽然顺从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低阶层惯习，但却发现中产家庭的学生也很擅长服从和配合游戏规则。我想这可以理解成一种文化工具上的多样性。

不过这里我非常想提一句的是，我不是很喜欢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些批判。优势家庭的学生，确实会更善于了解和配合规则，但我觉得说这个是“利用”规则有些过了，“利用”总感觉是要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在接受采访里也一直强调，我不想对这两类大学生做道德评价。对于优势家庭的学生来说，这些规则就是已经学会的东西，也不能假装自己不会。更何况这确实是一种能力，在大学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这种“配合游戏规则的能力”不应该被批评。

区分是否精致利己可能要看一个人配合游戏规则的目的是什么。但依我之见，即使是为了自身一己之利，其实背后也有很多社会性的原因在支撑这个选择。

纪录片《高三》（2005）画面。

新京报：这里面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多大程度上把大学看作一个非常独立的场域？很多时候，校园里的主导文化，所谓的“精致利己”，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投射：社会赞扬什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校园。

郑雅君：没错，所以我一直希望传达的一个意思是：不要苛求大学生个人，不管是优势家庭还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每当我们想做出道德批判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们如果换到他的位置上，可能也会做一样的选择。

这本质上是因为我们都置身在这个大的社会中，共享着一些“常识”。我们都知道社会上人人都看重经济上的成功，我们都会将个体的成功更多看作由你的经济地位所决定。大学并不脱离于社会，大学生自然也会很多时候以此为价值准则，他会考虑如何做才能让自己以后获得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尊严。

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还是如何去试图扭转社会性的“常识”。比如社工这类工作，现在收入很低，但他们的贡献很大，那社会怎么去评价他们？如果社工一个月只拿5000块，也不能获得和人们对马云一样的尊重和崇拜，那我们就不应该去批判为什么人人都想要当马云而不想当一个社工。

“文化资源”不同于

“文化资本”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接受你访谈的很多优势家庭的学生，都会提及一个词“有趣”，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成绩好、履历丰富，可能是比较基本的要求，有个人趣味、从容，“有松弛感”，现在好像才是最值得被欣赏和崇拜的品质。这好像也是现在精英大学里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努力、勤奋、循规蹈矩，不再是夸赞，反倒是一种遗憾了。

郑雅君：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主要关注的就是家境好的大学生拥有的一种文化品位。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个可能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是及格线，“有趣”，就是你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这种很“文化”的东西好像才是那个最高的标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世俗的成功标准是那个门槛。一个学生可以很有趣，但如果在广义上的“成功”标准里他做得不够好，依然还是很难被他们欣赏或者说喜欢。但你如果是个成功又无聊的人，也仍然够不到他们的圈子。他们喜欢的是那种又成功又有个人魅力的人，二者缺一不可。

这里面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会从大学生心理观察到一种普遍意义上象征边界的划分：大家总希望能够人为地去制造一些“鄙视链”，总在人为地划界，通过意义的制造，符号价值的分割，去把不同的群体区隔开来，然后给自己归类。

纪录片《高考》（2015）画面。

新京报：这种“松弛感”可能也是一种很难被习得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对底层家庭的学生来说。我想起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里提到的所谓底层学生的“文化资本”，所谓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些都很有力地支撑着他们一路走来的生活。但程猛认为，这些“底层文化资本”其实也是双刃剑，它的内核非常强调个人努力，越努力越好，所以也很容易被我们现在说的优绩主义反噬。

郑雅君：是的，尤其是相对弱势家庭的同学，一直都信奉个人努力的价值观拼搏到大学，仿佛学业表现是你全部的骄傲，是你自尊心的唯一来源。一旦过于迷信优绩主义这套价值观，就会更容易掉进“文化障碍”的陷阱里——当你在大学遇到挫折和不适的时候，会觉得都是自己不够好，怪自己努力得还不够。你没有办法松弛下来，正视自己的这种困难，个人的学业表现永远会有波动，如果它的波动会带来你整体自我价值内核的波动，人就很难做到松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程猛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非常欣赏《“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研究，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但我个人其实也不是很认同底层学生拥有的这些东西叫做“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些背离文化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

底层学生拥有的这些东西可以称作“文化资源”，但很难称作“文化资本”。“资本”是说，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倾向，但你的文化倾向就特别被这个场域的规则所认可和嘉奖，这根本上是象征权力在谁手中的问题。而如果在象征权力的层面，这些学生拥有的资本都被认可了，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还是“底层”。这些年我在当审稿人的时候，已经看到批评这个概念的论文。我也很乐于看到更多这样批判性的思考。

改写了自己的故事，

就改写了自我认知

新京报：你的书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你问一个访谈的学生：他是什么时候完成从一个“直觉依赖”型的人向“目标导向”的人蜕变的？他回答说：从他第一次在创业中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开始。这让我想到，如果说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精英大学里感到“文化迷失”“文化脱嵌”，那么这种比别人更为强烈的冲击，是否也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可能让他们生长出更真实、更强韧的自我？毕竟，一路顺风顺水的学生，可能读完大学都不知道真正的自我长什么样。

郑雅君：你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次成长机会。正如我在最后一章里讲的，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大学经受“文化迷失”和“文化脱嵌”，当然，这两个概念的延展也是我博士论文的重点。这是非常痛楚的体验，但它其实也有正向的功能，前提是，经受痛楚的个人能够获得足够好的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支持。

这些支持要能够帮助他们把自我承受的压力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不能让他直接一蹶不振，或者说干脆直接选择退出这个大学的游戏，变得比较自闭厌世。有了这些缓冲，这种“文化休克”的经验是能够很好地帮助他们从一种“好学生”的脚本里面慢慢蜕变出自我意识的，而且他们往往会因此拥有更为深切的反思意识。

纪录片《高三》（2005）画面。

不管是学校、社会还是家庭，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支持其实就是对看上去“没那么成功”、暂时“表现平平”的学生多一点包容，对他们这种说不出口的困境多一点理解。制度上能够相对柔性一些，更多地以学生个人的发展为考虑。

比如很多研究生出于一些个人考量，或许想选择延迟毕业，但这和学校每年保就业率的要求会有一点冲突，这时候学校可以选择更人性化、更宽容的处理方法。有时候很多学生确实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做自我的调整，等他们调整好了，他们能够在学业和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现。

当然，最重要的支持有时候不是那么体系化或者宏观层面的，而是来源于非常细节、非常生活化的地方。比如高质量的友情、亲密关系、寝室关系，这些陪伴对个人化解压力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给弱势家庭的学生提建议的时候，说到重建自我叙事的重要性。换言之，通过挖掘自己成长过往的经验，弱势家庭的学生也可以建立起一种让自己更有自信的叙事，用以应对来到大学中的文化迷失，可否展开谈谈？

郑雅君：我认为这个重建自我的过程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很关键的一点是，当一个人状态很糟糕的时候，他其实深陷于一个恶性循环里，没有什么余力去调动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去重建自我。因此，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重新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勾连到一起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挣脱恶性循环、建立正向循环的过程。

具体的做法很多，有的人是通过写日记，有的人是通过单纯的讲述——比如很多被访人跟我说，他向我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且把它和当下关联到一起，他就多明白了一些事。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这种自我讲述的力量，当你通过讲述把过去零散的成长经历编排成一个连贯叙事的时候，其实你就获得了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

《此间的少年》（2010）画面。

有位人格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看法，我很赞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建立在我们对自己的故事的编造之上的。不仅是自我认识，其实我们对别人的认识，也是建立在我们对别人叙事的构建之上的。

而讲故事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可能经历了同一件事的不同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述、编排这段故事，这个讲述方式最终会影响到你看待当下、未来的心态。那么多精英大学里弱势家庭学生的访谈告诉我，人可以在主观层面改写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当他改写了自己的故事，也就改写了他的自我和自我认识。

新京报：相对于过往的一些教育社会学研究，你的研究特别关注大学生个体的意义感，这点也尤其体现在第五章。你构建了一个名校大学生意义感来源的三角：“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地位保障-家庭责任”。这其中涉及国家、家庭、市场等不同力量对大学生意义感的影响。在你的访谈中，你认为当下哪种力量对大学生意义感的影响最大？我们可不可以说，家国情怀、家庭责任也都可以被归为一种“个体趣味”，亦即，其实在大学找寻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意义感来源，最重要的是明确自身的趣味？

郑雅君：我觉得这几方面的力量都很大，因而才构成了一个“角力场”。现在有的人会觉得市场的力量很大，大学生都主要是考虑市场利益来选择工作，其实从我访谈的体会来看，家国情怀依然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不仅仅包括我们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扎根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士人阶层情怀。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种公共性的关怀其实自古就有，可能它会经历波动，但任何一个时代的精英大学生都不可能完全不被它打动。

电影《无问东西》（2018）画面。

我有一种个人感受，相对于我们的父辈，年轻的大学生其实反倒是更有可能践行理想主义的，他们在物质层面没有经历过过度的匮乏，心灵上也没有遭受那么巨大的时代落差和冲击。

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大学生在变得越来越现实，这或许因为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大家配合大学游戏的能力也在升级。但大家心底依然还是不会失去对理想的向往的，如果他们被触动了，就会有所回应。

就以我这个小小的研究为例，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都给我发邮件，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主动成为被访者参与研究，希望能为促进教育公平尽自己的力量。

至于说家国情怀、家庭责任这些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种个人趣味，我觉得这个很难从客观上判定，得通过访谈，让具体的每个人自己讲述，对他们来说家国情怀究竟意味着什么。理解他们的意义设定，你才好判断他们的这种关怀更多地是出于个体主义的追求，还是对社会角色的认可。

但你说的一点我很同意，在大学里的确非常需要绘制一幅属于自己的“地图”：我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意义地图的什么位置，我是愿意被一种固定的社会角色所统摄和引导，还是愿意自主地去选择成为谁，这些问题是比较需要想清楚的。

不要过多把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和道德捆绑在一起

新京报：《金榜题名之后》出版这几个月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读者的反馈中，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受触动，或者很有启发的？

郑雅君：让我很触动——当然也是很惊讶的地方——就是很多素昧平生的人都对我表示了感谢，说我的研究让他们的经历被“看见”了。我之前以为这本书只会在名校学生的小范围里受到一些关注，没想到那么多背景各异的学生都有共鸣。

还有一些留学生也对我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我后来理解，他们作为留学生，在国内往往是非常优势的群体，但到了国外，肯定在某个方面也会成为一种弱势群体，变成一个 “文化局外人”。

我想只要一种社会流动存在，我们都会频繁地体会弱势家庭学生来到精英大学的这类感受。在更大的意义上，这种对“文化局外人”的关注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然后我意识到在当下，“被看见”这件事好像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些研究并不能给他们带去什么改变，但是“被看见”就可以帮助他们与自己和解。我觉得“被看见”就意味着一种“共在”——有人讲出了和自己相似的经历，自己的伤痛就变得松动了。

电视剧《小欢喜》（2019）画面。

《人物》报道发布的当天，我被加进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甘肃的校友群，我进群之后，里面很多甘肃的学生忽然开始纷纷“坦白”起自己在大学里曾经经历的窘迫和糗事，但他们的口吻是轻松戏谑的，也没有觉得自卑或者丢人。这也让我触动。文化的挣扎，以及它背后被附着的羞耻感，其实就是在“看见彼此”，在讲述中慢慢被化解的。对这种文化耻感最好的治愈，就是让它被讲述出来。

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即将结束，马上就有新的一批大学生走进校园，在做完这项研究后，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想对大学新生们说吗？

郑雅君：其实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的地方在于：对于新生来说，其实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更好”的建议。因为大学新生携带着很多没法更改的烙印：他来自一个优势或是弱势的家庭，过往经历了怎样的中学和家庭教育。

他们已经行走在一条河里，这时候旁人很难对他说，你这条河不合理，应该换条河，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大家首先应该正确地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过去，如果你感受到不适应，要相信这种问题是普适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不要过度焦虑——我想我这本书能受到令我意外的关注，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如果一定要建议，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过多地把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和道德捆绑在一起。在了解这个游戏规则前，先不要基于过往的成见做过多的道德判断。先去了解，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配合。

其次就是要保持一种继续乘风破浪的勇气，不要试图在大学里摆烂。这不是鼓励大家去卷绩点，而是要努力去挖掘大学能给你提供的各方面资源。大学是一个富矿，你又处在人生中接受能力的巅峰时期，从逻辑上看都没有什么理由摆烂。高中老师说的“考上大学就解放了”的安慰话语，只是一种望梅止渴而已。

最后是要尽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在大学期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三观坐标。当然这里我非常想说的是，不要担心这个建立和发现自我的时间太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发现自我的时间过晚而自我责备，索性自暴自弃。早日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当然好，但永远不嫌晚，大家应该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