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微信截屏）

我是1970年12月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入伍的。入伍后，就在保山军分区所辖云南省军区边防第9团服役，并锻炼成长为一名医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975年起，中越关系开始紧张，我军也逐渐开始加强中越边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斗争准备。1978年10月，保山军分区奉命组建1个建制连加强红河边境，当时任保山军分区边防第9团2营4连助理军医的我也随之从保山调到红河州河口县槟榔寨，连队整编为云南省军区边防第4营3连，代号35532部队83分队。12月24日，边防第4营扩编为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我于12月27日从连队调到团卫生队任医助。

 我到团卫生队时，卫生队刚组建，人员很少。干部有队长韦英、军医黎明刚、医助陈绍元和黄楚良，还有一个从昆明调来姓丁的军医。战士有卫生班长罗德芳，卫生员杨明荣，还有从汽车团调来的一个姓吕、一个姓李的卫生员，他们几个战士后来都相继提为医助。卫生队人员全都住在屏边县交通局的大会议室里，吃饭都是由交通局食堂的师傅们帮我们做。

卫生队队长韦英（右）与副团长毛瑞礼（中）、第一营营长罗意利（左）在一起。（何军供稿）

1979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团组织部队到河口县达沟河，开展武装泅渡训练，我们卫生队跟随团指挥所到了达沟河。团首长如范德贵副团长、军务股的支仲伦股长等经常到卫生队检查指导工作。

在达沟河期间，我突发睾丸炎，走路都困难，首长们就把我从团指挥所调回屏边县的团后指，在大龙树开展准备工作，主要是准备处理安埋烈士。那时候，大龙树已经挖好了许多墓坑，屏边零开的路边上都摆放着许多新做的棺材，搭起了清洗遗体的棚子，挖开了烧水的土灶。完全是一副悲壮的情景。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我团的烈士善后处理小组立即启动工作。我记得这项工作是由团政治处的一位干部牵头，有我和团后勤处军需股助理员董国昌，还有团政治处电影组马孙明组长等几位干部战士参与。我负责烈士的遗体清洗、伤口处理，董国昌助理员负责为拉来的每一位烈士发放新的被褥床单和衣服鞋袜等。还有屏边县几位地方干部职工帮助，后来也还有围观的地方群众参与。地方的群众爱哭些，他们帮着，边清洗、边抬放、边换衣服、边装棺材，一边就忍不住呜呜噜噜地哭泣，把我们几位军人带动着伤心抽泣，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团电影组组长马孙明近照。（微信截屏）

2月17日第1天，我团就从前线拉来了6位烈士。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拉来了40多位。我们大家开始了紧张忙碌而又悲伤沉痛的工作。我亲自参与了每一位烈士遗体的清洗、包扎、换衣、入棺等处理工作。那确实是些极为悲伤痛心的日子，一辈子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中，每当回忆起来，就忍不住地疼痛伤感。

战争是十分残酷的。我团牺牲的烈士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遇难情况，有的是被枪弹射击，有的是被炮弹撕裂，有的是被地雷爆炸。烈士们的伤情呈现不同的状况，但处理每一位烈士遗体的过程都令我心如刀绞，记忆犹深。

第1连副指导员罗孝昌烈士，是在攻打敌新官据点中牺牲的。他冒着敌人的子弹和炮弹冲锋陷阵，敌人的炮弹将他的脑壳炸飞了一半，剩下的半个脑壳子像个马蜂饼饼一样，稀烂稀烂，真是惨不忍睹。

另外一个干部烈士抬上来后，仰面朝天躺在担架上。我把他的军装褪下去，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一样问题都没有，看不见弹孔在哪里。待我把他的脑壳子端起来清洗时才发现，后脑包不在了一半。我仔细观察，原来，敌人的子弹是从正面飞来，从他右鼻孔打进去的，从后脑包穿出来。子弹把他的半个后脑包都扯掉了。

我团第一营三连四班副班长、“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系云南省施甸县人。（网络图片）

一具更加凄惨的烈士遗体抬上来。烈士的脑袋炸飞了，左手臂炸飞了，整个遗体血肉模糊。他是谁？如何牺牲的？战前，我军每个干部战士都在军帽、领章、衣袋和裤包背后的白布上统一盖印的红框中，填写自己的姓名、单位、血型。但这位烈士的军帽、领章都炸飞了，衣袋上也难分辨出他是谁。后来我们从他的裤兜里，才查到了他的情况，他就是我团第1营3连4班副班长李成文，我非常熟悉的保山地区施甸县入伍的战友，也是从保山军分区边防第9团一起调来红河前线的。他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第一天，在攻打敌新官据点时，冲到敌人房型碉堡下。碉堡墙高壁厚，炸药包放在墙脚不起作用，必须支起来一人多高。但找不到支撑炸药包的器材。紧急之下，李成文毅然手举炸药包，舍身炸毁敌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通道。后来，李成文被中央军委授予“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每一位烈士抬上来，我都怀着悲愤的心情，用毛巾蘸热水一点一点地为他们清洗干净遗体。有伤口的，虽不再缝合了，但要用塑料布细心地包扎好。那些断肢缺臂、骨头拉茬的地方，必须仔仔细细地严密包裹好。有的烈士伤口还在流淌血水、脓水，我就将药棉捻成条，用止血钳将药棉条一点一点地塞进弹孔里，或者将药棉条填进伤口中，基本不再淌水了，才进行包扎。清洗干净、包扎好了，再穿上新军装。我们将每一个烈士都换上崭新的领章、帽徽、衬衣、衬裤、外衣、外裤、鞋子、袜子，军容风纪都搞得规规规整整的，才装棺下葬。团首长规定过，我们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一个烈士都必须搞得非常细致，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

第1连连长、一等功臣和跃文烈士是个大个子。他在新官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多处身负重伤，送到第138野战医院后已经身亡。他的遗体用尸袋装着拉来。我们将他清洗得干干净净，又把他的伤口处理包扎好，换上全新的服装，准备放入棺材时，却遇到难题了。和连长一米八几的高大身材，统一制式的棺材太短了，遗体放不进去，头放进去了脚又伸在外面。大家说，一时之间没有大一些的棺材，能不能把和连长的脚弯起来放。我试了试，不行。时间长了，和连长的遗体已经僵硬了，膝盖无法打弯。但总不能将烈士的遗体就这样放着啊！我就耐心地在和连长的膝盖部位慢慢地用手捂，又按摩揉捏，终于将他的膝盖揉捏得可以弯曲了，我们大家才将和跃文烈士抬着入棺。轻轻地、慢慢地，先将他的头部和上半身平放进棺木，再把他搁在棺木上的两条腿抬起来，慢慢地、轻轻地扳弯，略带勉强地把他的脚掌塞进棺木，再轻轻地按着两个弯曲的膝盖，往下压、往下压。终于将英雄连长高大的身躯放进了棺材，全体工作人员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一连连长、一等功臣和跃文烈士。（杨金海、齐晓光供稿）

每一位烈士我都亲自清洗包扎，为他们换上新军装，放入棺材后下葬。但是，有一位烈士我却至今心中愧悔，因为没有为他换上新军装。

那是开战后好几天了，前线送来的这位烈士也是用尸袋装着的。据说他是1979年1月刚入伍的蒙自新兵，第3营8连的战士，叫戎进铭，在攻打敌转田据点中牺牲。由于草深林密，牺牲好几天了战友们才找到他的遗体。抬上遗体清洗台，打开尸袋，我们大家全都大吃一惊：由于发现遗体晚了，烈士还背着子弹袋、防毒面具、挎包，扎着腰带，但其遗体已经面目全非，到处都长了蛆，蛆虫四处乱爬。这具遗体已经无法清洗，也不能翻动，一翻动就要散架。我与大家商量，只好用喷雾器喷洒敌敌畏，先将他身上的虫子杀掉，然后把新被褥垫进棺材，铺上新床单。几个人再将烈士遗体从担架上抬起，慢慢地侧着滑动放进棺材里。随后，将新军装铺在烈士身上，就这样将烈士入棺安葬了。这是我最对不起的一位烈士了，竟然不能给他穿上一身新军装……

40几年过去了，那些清洗包扎安葬烈士战友遗体的情景，还十分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里。只要一回想起来，就忍不住地心痛。我的战友啊，请安息吧，年年岁岁，清明时节，屏边县大龙树烈士陵园，都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圣地。

云南屏边大龙树烈士陵园，安葬着我团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牺牲的48名烈士。（王安俊供稿）

战友，兄弟，我们的亲人，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